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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管理行為的基本假設與中國本土管理學

作者:呂力    來源:文化與管理編輯部      發布時間:2019-03-06 14:36    瀏覽量:221

摘 要:管理學自身理論的混雜是導致“管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根源。在管理理論叢林的狀態下,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相關性”只能使理論自身走向消亡,強調“理論的嚴謹性”只能使理論等同于具體現象的復述而失去一般性。在管理學領域,過多的“新穎理論”與“沒有理論”同樣有害。中國本土管理學或管理學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領域,必須基于若干基本假設進行“重構”。對管理行為基本假設的探討很可能在哲學層面上展開,管理學的“重構”要求對全部管理思想進行細致的梳理,管理學可能應重新回到泰勒、法約爾等創立的古典傳統的基礎之上。

關鍵詞:管理行為的基本假設;中國本土管理學;管理學的古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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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結構”與“解構”

(一)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結構”

賈良定等通過分析1981~2010年間發表在6種世界頂級管理學期刊上的259篇與中國情境相關的文章,發現在中國本土管理研究中重新開發或進行修改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概念:市場轉型、網絡資本主義、組織公民行為、關系、傳統性、社會資本等。其中,組織公民行為、社會資本等是成熟的管理學概念,相關文章在使用這兩個概念進行本土研究時,僅做了少量修正。市場轉型、傳統性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的現象。因而,如果以管理學頂級期刊的視角來看,較高水平的本土研究只涉及到關系與網絡資本主義,而這兩個概念又是相互關聯的:“關系”是網絡資本主義的基礎。

賈良定等也認為,“關系”是研究中國管理與組織情境時運用最多的概念,這與中國社會存在的廣泛性和對中國管理實踐影響的深刻性有極大的聯系。在“關系”研究這一領域,在費孝通“差序式格局”的奠基理論框架之上,許烺光、楊國樞、黃光國、高承恕、翟學偉等學者做出了較大貢獻,形成了“關系研究”的基本線索和結構。由于“關系研究”占據了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主流,因此,也可以說上述理論形成了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結構”。

(二)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解構”

1969年,美國社會學者米切爾將社會網定義為“一群特定的個人之間的一組獨特的聯系”,從而開辟了西方學者對于社會網絡關系研究全新領域,在此之后涌現了一批著名的社會網絡學者,如格蘭諾維特、林南、懷特等,提出了極為豐富的理論如強關系與弱關系、結構洞等概念。

將美國社會網絡與本土“關系研究”相對照,很多學者對中國本土關系的存在與否提出了疑問,其要點是:中國本土的“關系”現象能夠使用社會網的理論進行解釋,而事實上中國本土關系現象也能在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歐國家找到類似樣本。通過理論的覆蓋性與現象的類同性,這一觀點實際上完成了對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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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行為的典型事實、基本假設、基準點、參照系、理想型與宏大理論

在管理學研究領域,不僅中國本土管理研究被“解構”,甚至管理學的主要研究領域都存在被其他學科代替的危險。按照美國管理學會前主席巴尼的說法,“管理學中組織理論的研究...早期是從心理學和社會學借用理論,建立了人際關系學派,后來從社會學和政治科學中借用概念建立了權變理論和資源依賴理論;最近,從生物學中借用概念,產生了種群生態理論;而人類學則成了研究組織文化的概念和思考方式。”

McGuire直接指出,由于管理學理論來源繁雜,導致管理學家“更加無法就實踐中管理學者們究竟應該做什么、該如何去做達成一致意見。”這與作為管理學分支領域的本土管理研究被“解構”具有高度類似性。McGuire的觀點同時表明,管理學自身理論的混雜是導致管理學科發展中另一重大問題即“管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根源,筆者也曾指出,管理學界不僅應關注“如何構建好的理論”,也應關注“如何構建好的理論體系”。

然而,就如何促進管理學自身理論范式的形成,相關文獻極其缺乏并且未得到管理學界的重視。Markoczy提出了基于管理典型事實的理論構建手段,所謂“典型化事實(Stylized facts)”是“在許多環境中都被觀察到的現實,它們作為經驗真理被廣泛認知。”Markoczy指出,基于這樣的典型事實,可以為我們打開一扇大門,去發展管理學自身的理論,不斷提高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基礎。

本文認為,上述“典型事實”實際上就是經濟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基本假設(Basic hypothesis)”或“基準點(benchmark)”、“參照系(reference)”。錢穎一認為,上述概念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例如,經濟人假設并沒有反映人性的全部,但它構成了我們理解所有經濟現象的一個良好標尺,為進一步解釋現實提供理論的參照系。

基于基本假設或參照系,就可以形成一套內部邏輯嚴密、自洽的理論體系。反觀管理學理論,“相當多文獻在研究假設、概念化方式和結論方面都是不一致的。管理領域的文章在對理論概念進行詳細描述之前,常常需要花幾頁紙來澄清以往研究中那些相互沖突的理論觀點、概念框架和研究結論。而經濟學領域的文章,由于對基礎理論、需要解釋的問題和趨勢已經達成一致認知,因此,只需要用一或兩段內容介紹文章中未解決的問題,就可以進入到問題的對策分析環節”。

事實上,不僅經濟學采用上述學科構建的框架,在社會學中同樣如此,韋伯的“理想型研究”就是基于同樣的考慮。韋伯指出,“理想型式是通過著重強調一種或數種觀點,通過綜合許多混亂的、分散的或多或少出現而有不時消失的具體個別現象而構成的,它是根據那些著重強調的觀點化成統一的分析結構而加以分類整理的。”通過對經驗事實進行綜合整理得到的學科一般性的理論基礎,也被稱為“宏大理論”。筆者曾指出,管理學研究過分重視中層理論而忽視宏大理論的建構是導致管理理論叢林的重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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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管理行為的若干基本假設

無論是經濟行為基本假設,還是韋伯的“理想型式”,絕不等同于自然科學中完全正確的“公理”,而是一種“基準點”或“參照系”。基于上述判斷,馬上可以理解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甚至管理學研究被“解構”的原因,這一原因正在于,我們孜孜以求的“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的完全等同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企圖無限提升“理論與實踐相關性”企圖下導致的大量互相不能通約的理論,絕不會構成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而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回到理論的基本假設”,學術界的探討應該在“一個或有限的幾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進行。基于此,本文嘗試提出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幾個基本假設:

1、集體主義假設與個體主義假設。1984年,Hofstede提出文化差異的幾個維度就包含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維度,此后出現了不小于100種對這一維度的實證檢驗,但最終并未得出中國人究竟是集體主義的還是個體主義的基本為學術界所接受的觀點。

本文認為,集體主義應看作是中國人管理行為的“基本假設”,這意味著(1)根據韋伯的觀點,集體主義并不恒定的,而是混亂的、分散的、時有時無的,然而它在中國人的管理行為是不能忽略的因素;(2)集體主義是一種應然狀態,即中國人的組織中,管理者認為組織成員“應當”是集體主義的,并以此出發對組織進行管理;(3)應然不等于實然,即中國組織中的成員是不是集體主義的,可能千差萬別。但是要是以實然的實證研究佐證本土現象這一維度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推而廣之,要以實證研究佐證以下任何基本假設的合理性都是荒謬的。

2、責任假設與權利假設。筆者曾指出,中國文化理性是一種責任架構,側重于發揮人性中“本善”的一面,或可稱為“正面架構”;而西方文化理性則是一種權利架構,側重于防止人性中“本惡”的一面,或可稱為“負面架構”。

因此,中國人的組織生活首先強調的是對于組織的責任,而西方人的組織生活首先強調的是組織不能強迫成員,組織成員的奉獻應限制在契約范圍之內。正因為如此,西方才會研究契約之外的“組織公民行為”,而組織公民行為對于中國人的組織而言是“應當的義務”,楊百寅稱之為“主人翁意識”,它雖然在表現形式上與“組織公民行為”類似,但其出發點不同——因而無法用實證的方法將它們相區別。

其次,因現實契約無法解釋包括“公民行為”在內的很多組織積極行為,因而西方學術界構造出一個“心理契約”的概念作為中介,這針對于西方管理實踐而言非常合理,但是對與中國本土管理研究就是多此一舉——因為中國人本“應當”具有主人翁精神。

再次,中國本土組織首先強調的組織規范,而西方組織強調的是激勵。所謂激勵,就是契約范圍內對個體行為的誘導。以上這些都是本土實踐與西方的重大區別。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本土組織就不采用激勵的方式,西方組織就不采用規范的方式,它們現象上的混同不表示出發點上的巨大差異——理論建構的目的之一是搜尋行為背后的動因。

3、人治假設、關系思維與法治假設

通常認為,東方民族傳統上偏好人治的治理方式,而西方民族傳統上偏好法治的治理方式。反映到組織的治理,本文認為這一基本假設仍然正確。

法治假設在組織管理中的體現是西方組織更重視成文的規定,不隨意修改已經確定的規則、規定,而中國組織中模糊的規定、規則隨處可見,管理者應對的方式是“變通”。與前述基本假設類似,本假設并不表明中國本土組織中完全沒有成文的規定以及自始至終的執行,而是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就是“人治”與“變通”,與“變通”類似的“灰度思維”甚至寫進了中國著名本土企業華為的“基本法”。

中國本土管理中的“關系”就來自于人治假設,正因為人治的存在,因而“情感的”或“情感與利益相混合”的關系才能在組織生活中發生作用,這是“中國式關系”與西方社會關系的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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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本土管理學的“復構”與管理學的“重構”

在當前管理理論叢林的狀態下,“中國本土管理學”作為一個分支領域是不可能存在。事實上,在管理理論的叢林中,嚴格地說,任何管理學分支領域都不可能存在,甚至于管理學作為一個學科體系是否存在都是存疑的。從理論本身的發展來看,中國本土管理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領域,必須基于若干基本假設,本文稱之為對中國本土管理學的“復構”。

當然,理論的發展最終是為了解釋與解決現實的問題,如果我們從基本假設構筑起來的理論體系對現實的解釋力很低,這一套理論體系便面臨淘汰或更新換代的可能——目前,主流經濟學就面對這樣的現實。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如果我們不能建立起一套理論體系,或者像主流管理學這樣,學術界存在無數個解釋相似現象的、不可通約的理論,那么,理論同樣是無用的。

在管理理論叢林的狀態下,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相關性”只能使理論自身走向消亡;在理論叢林的狀態下,強調“理論的嚴謹性”只能使理論等同于具體現象的復述而失去一般性。Pfeffer、McGuire、Markoczy等意識到上述問題的存在,然而這一問題并不是個別學者所能解決的,管理學界必須恢復到對于管理學基本假設或者管理元理論的探討中,管理學基本假設應該成為管理學界的共識或至少是主流管理學界的共識——正如經濟學界那樣,如果管理學希望能夠形成主流、希望管理實踐者在應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時不再面對理論的叢林而莫衷一是,就應該向經濟學學習。正如Markoczy指出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作者們的每篇論文都提供“解釋、預測和令人興奮”的理論,可能會反而會阻礙這一進程,過多的“新穎理論”與“沒有理論”同樣有害。

對管理行為基本假設的探討很可能在哲學層面上展開,因為這些探討的理據不僅僅是實證數據,就像經濟理性并不是通過實證而建立起它自身的基礎性地位一樣,經濟理性的基礎是經濟哲學與經濟思想史。同樣管理行為基本假設也應該立基于管理哲學與管理思想史之上。換言之,管理學的“重構”要求對全部管理思想進行細致的梳理,管理學可能應重新回到泰勒、法約爾等創立的古典傳統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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